重塑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主体

如何使国有企业充满生机与活力？如何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并具有强实的竞争能力？这一直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与所要达到的体制目标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国有企业的适应性之间还有明显的阻隔。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即重塑改革的动力主体。

国有企业改革始于1979年，经历了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试行股份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阶段。在这些阶段中，由于改革的动力主体角色作用不同，改革的成效与进展是不一样的。国有企业改革发韧之初，人们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改变生产力落后和生活贫困的强烈愿望，蕴积了强大的改革动力。不论是企业主管部门、企业经营者，还是企业职工，基本上形成了改革的共识：不改革国有企业就没有活力，没有活力的国有企业是没有相应的物质利益的。在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物质利益渠道单一、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人们要改善生活物质条件，唯一的希望是企业生产经营搞得好一些。这样，共同的利益趋向形成了改革的动力主体，从不同的层面共同着力于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向前发展。当然，初始阶段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但由于那时候的主要矛盾和障碍是思想观念的陈旧、改革路径的选择，是非物质利益因素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步伐，因而一旦看到新的利益曙光时，非物质利益因素就会让位于物质利益趋向，动力的融合与积聚又产生新的变数，推进新的改革目标，促使改革不断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层次阶段后，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成为真正的企业和市场竞争的主体，改革的动力主体发生了新的变化，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新的困难。

首先，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政企分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政企分开是一个难题。要实行政企分开，不仅思想观念这个“弯”不好拐，捆绑在一起几十年了，现在要分开，确实难以割舍；而且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开，使行政主管部门由国有企业的“内部人”（仅就经济利益而言）变成“外部人”，由改革的动力主体之一变为改革的对象，这个角色转换的跨度非常大，接受这样的现实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素质，而且需要勇气。只有站在改革的潮头，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善于调整角色转换中的心态、顾全大局者才有可能与国有企业改革同向着力。否则就有可能妨碍国有企业改革，甚至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的不少难点，大多与此相关。

其次，政企分开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失去了行政依托，要直接面对市场变化，承担市场压力和风险。尤其是在改革上，既要承担政治风险，又要承担经济风险。改革中出了问题，弄不好会被免职，丢掉“乌纱帽”；经济效益上不去，干部职工的实际问题解决不了，要承担经营失效的后果。而如果改革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成绩是大家的，经营者的回报却甚微。风险大，付出多，回报少，这种极不对称的利益机制，把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扭曲为“道德人”。只要求付出，不考虑回报，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不需要具有政治意识和思想境界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有激励与约束，激励他们奋力开拓、锐意进取，大胆改革，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现时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呈现软化状况，难以激发经营者的改革冲动和发展热情，常常出现守摊子或维持现状现象，不愿承担新的风险。由于激励机制软化，少数经营者耐不住清贫，有的损害约束机制越轨出线，损公肥私，贫污受贿，破坏改革的链条，打破正常的经济秩序，动摇人们改革的信念，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极大的。因此，如何激发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改革热情，使他们具有改革的动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三，国有企业职工角色转换的落差过大。不少人由改革的动力主体演变为下岗待业，心理上难以承受，对改革产生后怕。一般来讲，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保证、劳动创造的价值与自身物质利益紧密相联的时候，他们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先期阶段，这些问题解决得是比较好的。而当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时，要提高竞争能力就不得不进行技术革新，调整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精简富余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就会使一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业。由主人翁、改革动力主体一下子演变为下岗待业，心理上失去平衡，深感付出的代价太大，支付的成本过高，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没能下岗的职工，目睹这种状况，担心下一步改革会危及自己，因而对新的改革措施异常谨慎，不会轻易表示赞同。职工层面的这种思想状况，无疑阻滞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重塑国有企业改革动力主体，关键是要搞好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经营者和企业职工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不准，职能就不清，就会出现职能错位、重复、抵销，甚至互损，形不成合力。在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阶段，虽然动力主体的角色发生变化，但是，在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前提下，失效的动力机制是可以修复的，即在不同的层面上使主管部门、经营者和职工各有所为、各得其所。

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在政企分开后，越俎代庖，直接从事或干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事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转变职能、精减机构、压缩人员，在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链条中，由无意识、低效率的调控转换为有意识、高效率的调控。这是因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资源配置方向的控制权和扩大再生产规模与结构的调节权越来越重要。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利用市场参数的调节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方向，实现政府调控经济的目标，这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独占的职责。扮演这样的角色，第一位的是要公正，面对社会众多的微观经济主体，不公正就会产生畸形，失去向心力和影响力。其次是廉洁、不图私利，包括部门利益。廉洁的前提是公正，坚持公正、廉洁，就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产生凝聚力和影响力。此外要讲求效率。效率高，经济社会才充满活力。在这个角色的价值选择中，动力的源泉应是社会声誉、社会形象、社会地位，其次才是相应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求动力源泉的主导层面是追求社会大众认可的社会声誉、社会形象，即道德的力量，弘扬时代主流精神，引导社会前进。受这种动力的驱使，主管部门对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改革都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改革的动力与改革的需要就同向了。

企业经营者的职能是将分散的生产要素聚集起来进行生产，并承担其风险。按熊彼特的观点，他们是不断更新生产与劳动组织或组合方式的创新阶级或阶层，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生产要素能够形成多少生产力和创造出多少价值，这些价值能够转化为多少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是与一定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管理水平密切相关的，也是由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能力所决定的。在外部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兴衰成败取决于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能力。企业经营者的素质高、能力强，可以将比较差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反之则亦然。当然，企业经营者作用的发挥必须与职工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创造超额产品或价值，但是，企业经营者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组织责任和经营风险，支付的成本高于常人，在超额产品或价值的分配中，无疑应多一些。在通常情况下，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应与其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相适应的所需开支和为实现其最低生产目标所需的资金是一致的，这样才能支撑其实现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目标。由此可见，在经营者的价值选择中，主导层面应是经济人，通过不断的追求超额产品或价值，实现企业的扩张与发展。维系经营者的扩张冲动，必须建立和完善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经营者实行超额产品或价值的分配，可考虑如下几种方式：实行年薪制，让经营者的收入独立化；设立岗位股，赋予经营者部分剩余索取权；将经营者的部分奖金转为企业股份；直接奖励企业股份；实行期权制，赋予经营者购买未来若干股份的权力，等等。这样就把经营者对追求超额产品或价值的努力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就具有不竭的动力。